後疫情時代，基礎教育向何處去|李樹英：未來的教育和教育的未來： 後疫情時代基礎教育的發展路徑

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自2020年1月發生以來，大陸、港澳臺地區、歐美等地陸續暴發，時至今日成全球蔓延之勢，確診人數已超百萬。這場突發事件對全球民眾的生活方式和教育活動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如何在後疫情時代未雨綢繆？基礎教育在被動改變中將主動走向何方？這是我們作為教育研究者應該關注的問題。

作為顛覆性事件的新冠疫情暴發，似乎讓我們一下子走向了曾經僅在筆下描繪的未來的教育和教育的未來：線上授課、居家學習、智能助手、虛擬場景等在“停課不停學”的號召下“沒有條件創造條件”式地被迅速普及。“未來的教育”既是新話題又是老話題。說其“新”，是指該話題總是蘊含最新的時代發展基因；說其“老”，是因為該話題長期以來一直處於教育領域的中心。如今我們應該面向未來，思考後疫情時代基礎教育的發展路徑。

首先思考被改變的“教與學的方式”。隨著信息技術的普及，線下教學逐漸轉向混合式教學，疫情期間甚至發展為純線上模式。經過兩個多月的嘗試，師生都已經適應甚至對這樣處在兩個終端的“教與學”駕輕就熟。所以，疫情成為了普及混合式教學的催化劑，加快了技術輔助支援教學的進程，這是我們曾經設計並期待看到的適合時代發展的未來教育模式。此外，諸如知識工作自動化、5G通信、人工智慧等顛覆性技術的出現，更讓我們對未來基礎教育教與學方式的變革產生更多的期待。

其次思考“教育活動中的角色職能改變”。網路空間中各種瘋轉視頻裡既有“匆忙披掛上陣的教師”，又有“在多個螢幕平臺間切換的學生”，還有扮演著“網修工、列印工、監督員、助教的家長”。他們為應對教學模式的改變都在不經意間改變著自己的角色和職能，全民掀起技術學習的高潮。其實這只是未來教育的表像層面，而深層次全方位的變革，人們正在悄然經歷。教師如何在“無生”狀態下“教書”且“育人”？多平臺多管道的學習路徑，日益成全著人們卻也威脅著人們的AI系列，讓教師作為“知識載體”的身份受到衝擊；網上名師共用課的開展，僅需要其餘教師做好助學指導工作，教師在經歷著從“instructor”到“facilitator”的轉變。學生從“被禁用手機和網路”的狀態轉換為“必須嫺熟操作各種網路平臺”；從在教室裡“被時刻監督和指點”到必須學會“在自由空間裡養成自律能力”；從統一指令的集體學習變為自我調節學習……都要求學生不僅要養成認真的學習態度，更需要具備“學會學習、統籌規劃”的能力。家長在學生學習中的參與度也越來越高，並要求具備協助孩子學習的能力。疫情下的教育從學校搬回家中，未來的教育可能是沒有圍牆的移動學校，校園不再是文化聖地而只是教育場所之一。這一切的角色和職能轉變，我們準備好了嗎？這些轉變同時還在考驗著我們“人與人”“人與技術”“人與機器”協同工作的能力，考驗著新型的師生關係與交往方式。人、機器、平臺、技術之間的交互協作是順利有效開展教與學的必要條件。

經歷著這些變化，最後我們不得不思考一個最根本的問題：未來已來，教育的本質變了嗎？那個指引我們出發的教育原點是什麼？最早的教育是生活經驗和文化的傳承，教育現象學學者馬克斯·范梅南先生說“教育學就是迷戀他人成長的學問”，所以我們的教育最終都是指向於人的發展。教師從“講壇上的聖者（Sage on the stage）”到“學生身旁的指引者（Guide on the side）”再到“機器中的靈魂（Ghost in the wings）”，但無論專業性如何分化，始終不能離開“人是目的”。在技術支持下，未來“無邊界的教育”依然需要師生的情感傳遞，“簡單的一個觸摸比千言萬語更有意義”。現今出現的“教”和“育”相分離的趨向，我們應審慎對待，不應把二者割裂。未來學校不會消失，因為知識傳遞從來都不是它僅有的功能，它將會以一個更加豐滿的、充滿人文性的姿態呈現在我們面前。

全文發表於《基礎教育》2020年第3期，轉載引用時敬請注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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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樹英，華東師範大學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澳門城市大學協理副校長。